為呈現性暴力與性創傷的真實面，暖暖彙整了本土實證數據與深度質性訪談。
在我們陪伴 427 位倖存者進行的深度調查中發現：
- 受害起點的眾數，多集中於 6–12 歲
- 求助司法的高峰，卻往往落在 30–40 歲
這是為什麼？是因為倖存者在求助以前，似乎必然需要穿越的——四道高牆。
在分享「四道高牆」之前，想先讓大家聽聽——本次司法意見書主撰、暖暖議題研究主任姿雯的真心話：
寫這份法庭之友意見書，是在理性與感性間，反覆校準下的書寫。
我花了很久的時間，處理倖存者求助司法會遇到的「四道高牆」。寫完第三道時，突然有股很巨大的無力感——翻過層層高牆，最後卻卡在制度面前，那一刻深刻感到：個人的力量如此渺小。
更難的是，我自己也是未成年時的性創傷倖存者。過程中，訪談了三位兒少倖存者、閱讀分析了兩份不起訴處分書。因為深深同理，我幾次在咖啡廳的廁所，看著鏡子不斷吸氣、吐氣。然後再慢慢回到理性的座標，一次次分析、反思，重新架構這些內容。
接下來想跟你分享這四道牆，我們一個個說給你聽
- 兒少倖存者認知意識的延遲
- 社群的孤立與噤聲
- 缺乏創傷知情的司法制度偏見
- 司法制度的失靈
第一道牆：兒少倖存者認知意識的延遲
多數兒少倖存者，在事件發生當下，
無法立即辨識那是一種性暴力。
「第一次發生時，你只是覺得他好像在我的身上做一些事情。我只能說他欺負我。」倖存者Ｃ
而在那之前，受訪者Ｃ說「在當下覺得我有活下來，就好了。」
許多人是在多年之後，當生活終於穩定、身心稍微站穩，
才慢慢理解那是傷害，也才終於有餘裕思考司法。
第二道牆：社群的孤立與噤聲
我們的調查顯示，「親友完全不知情」的倖存者，對正式體制的求助意願最低（1.75分 / 5分）。
我們看見：當身邊的人無法提供安全的回應，甚至可能成為檢討、羞辱或否認的來源，「求助」本身，就成為高風險行為。
「大家會拿我的這個事件開玩笑，我覺得很丟臉，再也不想講了。」倖存者Ｂ
「我媽媽那時一直罵我，好像是我講出來的，是我的錯。」倖存者Ｏ
第三道牆：缺乏創傷知情的司法制度偏見
「另一個創傷來自警察的一句話：『連比你小的妹妹都說得比你好！』我當下很錯愕，連話都說不好。」倖存者Ｚ
在高壓詢問與反覆陳述中，創傷可能「重現」。
倖存者也可能出現解離、沉默、語句混亂或記憶斷片：而這些，都是合理的身心保護機制。
然而在司法實務中，這些反應卻常被誤解為證詞不一致或不可信。
倖存者則又一次次感受到不被信任、懷疑帶來的傷害。
第四道牆：司法制度的失靈
根據本會調查，30–40 歲是倖存者求助意願最高、身心資源相對充沛的階段，卻往往，也是追訴期已過的時刻。
「起訴書下來他跟我說，因為差了十四天⋯⋯。我這二十幾年的痛苦，難道抵不過這十四天嗎？」倖存者Ａ
制度常說，時間久了，證據會消失。
但我們在訪談與分析不起訴處分書後發現：
很多案件停在門外，不只是因為時間，
而是因為制度如何看待證據、如何理解創傷。
這不是個人的問題，是制度的責任。
我們呼籲：
- 延長性侵追訴期，讓創傷復元的時間軸被真正看見。
- 調整舉證焦點，從苛求細節記憶，轉向檢視「剝削關係的存在」與「行為發生的事實」。
- 建立創傷知情司法機制，引入具性創傷專業知能的專家參與判斷。
- 避免以偏見的常理解讀創傷反應，停止把凍結、解離與記憶斷片誤認為不可信。
- 設計合理救濟管道，讓過去因追訴期屆滿而被排除的倖存者，有重新被聽見的機會。
邀請認同的你，轉發這篇文章
讓更多人看見倖存者面前的四道高牆。
一起讓制度更願意理解創傷：）
